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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他们南下

新解放区需要大量干部,冀鲁边区儿女为了共和国的明天——

一九四九年,他们南下

1949年2月28日,禹城县委欢送到江南新解放区工作的全体南下干部时合影留念

1949年4月,南下干部跟随部队过长江(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朱殿封

当年数以万计的干部随军南下,在对江南新解放区的接管和建设中,尽管不同批次的南下干部所面临的形势与工作任务有所不同,但无论在随军筹粮、支前土改,还是在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发展经济工作中,他们都不辱使命,广泛聚拢人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致力于新区的各项建设。

南下干部充分体现了冀鲁边区各级党组织的奉献意识和全局观念,展现了冀鲁边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豪情,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南下精神”作为齐鲁文化与革命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传承至今,永放光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向前。

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在各解放区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南下干部队伍,准备接管新解放区的地方各级政权。

“新解放区地方上不可一日没有政权”,冀鲁边区儿女为了共和国的明天——南下,南下。

别了,热土

1949年3月1日清早,郭晓峰(原名郭澄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跟随中队从禹城县(现为市)县城出发,恰逢农历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噼啪”作响的鞭炮声从农家院里传出,这是农民“打囤”祈祷新一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同志们开心地说:“我们在‘黄道吉日’出发,南下将一路顺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前不久,禹城县委批准郭晓峰参加南下,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二大队六中队”。六中队120人左右,是冀鲁边区各县中队的一支。今天,郭晓峰行走在队伍中不忍回头,他知道街道两旁送行的人群中有娘那双慈祥且淡淡忧虑的眼睛。

娘自打知道郭晓峰参加干部纵队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后,虽然没有硬挡,却心事重重。出发前,他和在房寺区工作、也报名参加南下干部纵队的堂弟郭建中一起回家告别。娘担心地说:“听说长江比黄河还要大,水更深,人家(指国民党)派人把守着,你们能打得过去吗?”

“娘,咱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壮大了,保准打得过去。”

娘又说:“你们走这么远,到底去哪里也没个准地方,叫人牵肠挂肚。”

郭晓峰劝慰道:“娘,这次南下是大部队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跟着走,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没啥危险。再说,我是个干部,你老人家是光荣的干属,党的工作需要,咱不能落后呀。”

娘轻轻地长出一口气:“儿呀,往后离家远了,个人照管好个人吧。”

……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高瞻远瞩地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据此,华东局决定抽调1.5万名干部南下,其中渤海区负责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5套军分区、5套专员公署、50套县区委级领导班子,担负党务、民运、政府、财粮、军事等各级各项主要工作。南下的地委、专署班子由各地委抽调组成,县委书记、县长由地委指名调动,区委书记、区长由各县委自行配备。

命令下达,冀鲁边区各县委、区委雷厉风行。“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撒到哪里就应该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乐陵、盐山、东光等7县共1100多名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临邑、济阳、商河等10县共1000多名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二大队”,还有无棣、阳信、惠民等县南下干部组成的第四大队……

四千里路云和月

1949年3月上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支队长周贯五、政委刘格平指挥5000多名南下干部,分两批向南进发(其中周华墀大队长和燕明政委带领第一大队第一批800多名已于此前先期到达临城)。连续几天行军,不少人脚上磨出血泡,走路脚步发虚和拐瘸。刘格平望着行进的队伍对周贯五说:“老周呀,出发时我们考虑有些不周,多带几匹牲口就好了。”

周贯五回应说:“是呀,可是战争不容许我们啥都准备齐全了呀。”

三支队此时的家底,仅有3匹马和10块钱。

多年战争的残酷环境,锻造了一代有理想有作为的冀鲁边区儿女,他们对生活充满憧憬,对“艰苦”已经习以为常。

接管新区后任诸暨县委组织部干事的一大队一中队干部徐书生清楚地记得,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们从齐河县桑梓店车站登上火车。列车条件很差,他们让领导、女同志、年龄偏大的同志坐“闷罐”车厢,其他多数同志坐敞篷车厢,年轻同志坐平板“车厢”。平板上四周无遮拦,不小心会从上面甩下来。他们就用绳子围成一个圆圈,坐在外圈的同志腰间用绳子揽起来。列车呼啸奔驰,寒风刺骨穿心,他们把被子裹在身上御寒。第二天早晨到达益都县(现为青州市)东边一个小站,下车时许多同志手脚僵麻,不能站立行走。

敌机不断骚扰,出于安全,上级命令夜行军。他们在益都结束集训后,徒步走到枣庄。4月15日,一大队沿着运河进入安徽省界首境内,部分同志染上红眼病,睁不开眼睛,走路高一步、低一步,东摇西摆像醉汉。界首是水网地带,沟岔纵横。那天夜里走了一条非常泥泞的小路,踩下去脚陷入泥里,拔脚两腿泥。不少同志滑倒跌进水田,爬上来成了“泥猴”。一中队指导员兼队长徐华章风趣地作了一首打油诗:“大军向前进,半天迈一寸,三步一休息,五步睡一顿。”天亮时走到一个村子,大家疲惫不堪,许多同志倚着树就睡着了。

越往南走,天气越暖和。一大队向着长江连续急行军,同志们轻装,脱,脱,脱,棉大衣不要了,把棉袄棉裤的棉絮也扯出来;留,留,留,两条被子留下一条,随身带的书籍、笔记本留一部分。大家争着为脚泡未愈的同志、生病的同志和女同志背包,或让他们坐在脚踏车上推着走。一大队此时有两匹马,领导们未沾马鞍,都用来帮助这些同志。4月30日接近扬州的那天晚上,下起滂沱大雨,同志们全身淋透,春寒未尽,一个个冻得嘴唇发紫。半夜时分进到一个村子的教堂避雨,村民闻讯拿来干草,让他们烤干衣裳。

从5月1日,三支队共5000多人都先后上船过江。他们辗转行程4000多华里,历时5个月,先后奔赴浙江、上海、福建等地。

第二故乡,我来了

江南五月,本该万紫千红。但累累战争创伤裸露着,等待着去治愈。

三支队一部分干部跟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后来又南下福建)。5月24日那天,不少同志看见陈毅理了发,他摸了摸头说:“我们要漂漂亮亮进上海。”陈老总这句话,是要求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作风上各个方面,都要漂漂亮亮进上海。

南下干部进入上海,严守《入城十项守则》。上海市民看到“大兵”露宿街头,他们对比国民党宪兵、特务、伪警察,一个是仁义之师,一个是虎狼之师,感慨万千:“国民党的时代结束了!”纷纷走上街头慰问。

荣毅仁看到解放军夜睡马路,回到家里说:“开工,定了!”

毛主席收到接收上海的报告,在上面批了8个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郭晓峰被分配到杭州市委当秘书,办公地点是原来国民党银行的别墅,位于西子湖畔。那天他站在二楼阳台上观望,一位杭州地下党的同志介绍说:“南面那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别墅,半山坡上的红瓦房是汤恩伯的别墅,西湖周围的好房子多数是官僚和大资本家的。”

郭晓峰放眼西湖的旖旎风光,豪放地说:“美丽的西湖,今天你回到了人民手中。今后你是劳动人民游览休息的地方,我们要把你打扮得更漂亮。”

三支队一大队第六中队(南皮县)指导员林生带领干部队接管余姚县(现为市),他在南北方干部和军管会干部会师大会上动情地说:“从南皮到余姚直线距离两千多里,我们的第一故乡在运河的那一端,第二故乡在运河的这一端,真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啊!我们将同南方同志亲密团结,密切协作,为建设新余姚而奋斗。”此后,林生担任余姚县委书记。

新区机构“按锅配盖”配备整套接管班子。就是把各个接收系统比作是大大小小的锅,准备工作按照锅的大小做锅盖,使其“盖上”恰如其分,避免大锅小盖、小锅大盖、有锅无盖。干部配备主要根据干部原来工作的系统和工作特长,同时发挥专家、知识分子的作用,争取与尽可能多的民主人士合作,共同担负起接管工作。

接管贯彻中央“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16字方针,由党政干部和驻军先接管国民党地、县党政、警察、法院及其所属税收、邮电、银行等机关,再接管工厂、企业、学校、医院等。接收、管理、改造分三步走,保证了平稳过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冀鲁边区南下干部在新区革命和建设中英勇奋斗,不怕困难,兢兢业业,有些同志甚至英勇牺牲。锦绣江南、共和国的旗帜上留下了他们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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